黄埔军校:国共两党高层人物的蜜月期


文章摘自《我们这样去抗日》

  作者:陈启明

  本书简介: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场发生在上个世纪的战争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正越来越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见证战争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少,一些原本就含糊不清的真相,愈发扑……

  孙中山在一次视察黄埔军校后和官兵留影。身旁站着年轻的蒋介石。

  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是充满矛盾的,共产党内有不同看法,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看法。

  不过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还是看好彼此的合作。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全”大会在广州市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开幕。

  开幕式这天,165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

  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蒋介石以“列席”的身份参加此次会议。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上的头一回见面,国共两党的大旗则分别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长篇演讲,然后大会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140号席上的廖仲恺站起来说:“提议主席团人数五人,由总理指派。”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的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

   大会的高潮是在1月30日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名列于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之中,进入了国民党高层;而“蒋介石”三字却不见踪影。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24人,有3名中共党员:谭平山、李守常、于树德。

  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7人,中共党员达7名: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蒋介石当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

  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63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日子时,曾这么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孙中山)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级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帮助下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创办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始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通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建之初,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

  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

  黄埔军校政治部从1924年5月25日成立到1927年4月15日国共决裂止,存在近三年,前后有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熊雄等七人任政治部主任。

  1924年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

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任校长,构成三驾马车。

  这是很有意思的权力架构,党代表是老大,校长是老二,政治部主任是老三,但是平时主要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政治部主任辅助;而政治部主任,在特殊情况下又可行党代表职权,可以当临时的老大。

  廖仲恺、戴季陶都是国民党大佬了,而蒋介石当时还不算是。

  廖仲恺是国民党元老,左派领袖,1903年9月结识孙中山,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后协助孙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1年5月,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廖仲恺任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长,协助孙中山北伐。

  因积极筹款支持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廖仲恺遭到反对北伐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囚禁,经夫人何香凝等人的积极营救获释。

  此后,廖仲恺全力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极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年,廖仲恺任广东省长和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建黄埔军校。

  1924年1月,廖仲恺任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工人部长,并积极筹备建立黄埔军校,任党代表。

  一句话,此刻的廖仲恺在国民党中位高权重,绝对是核心人物。

  戴季陶,又名传贤。早年曾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运动。

  辛亥起义时,为保卫汉口,戴季陶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为光复上海,他又积极策划,勇打前锋,并在以后的护法斗争中因口诛笔伐袁世凯而被捕下狱,一时名噪江南。

可以说,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斗争中,戴季陶是一员革命的干将、马前卒,因而深得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

  戴季陶常追随孙中山左右,因将孙中山的一些重要讲话记录下来,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国民革命要义》两本书。

  五四时期,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曾参与由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翻译出版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著作,在介绍苏俄政治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曾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戴季陶年轻时到过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前身是日本法律学校)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一般相信,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戴季陶留学日本时与日本女子所生。

  蒋纬国晚年公开承认戴季陶才是他真正的亲生父亲,可见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多么铁。

  由于戴季陶对日本颇有研究,在那些年的十余万留日学生中,能够达到在民族性格、文化深层结构的层面上剖析阐述日本的,恐怕只有戴季陶一人。

  戴季陶在《日本论》开篇曾说道:“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戴季陶研究日本后得出的结论很有意思:“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

  戴季陶1917年由上海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

戴季陶虽然是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但是他是国民党右派领袖和理论家。

  戴季陶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持有不同意见。

  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是众望所归,也是各自政治势力的平衡。

  而蒋不是校长的必然人选,当时至少还有三个人可以取代他:许崇智、邓演达和何应钦。

  邓演达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忠诚将领,他从小就对广东籍的孙中山极为崇拜,14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不久加入同盟会,后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毕业后不久,被孙中山任命为新创建的粤军第一师少校编练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负责分批轮训军官。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在蒋介石等人掩护下脱险到达上海。邓演达及时潜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

  1922年冬,孙中山调滇、桂军驱逐陈炯明,邓演达奉命联络第一师的其他各部,配合滇、桂军东下讨陈,自任前锋,重新占领了广州。

  1923年春,粤军第一师重新整编,邓演达升任第三团团长。此时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乃调邓演达所率部队负责保卫大本营。

  从这个角度看,邓演达当上孙中山卫队总指挥官时,他的政治排名远在蒋介石之前。

  但是苏联方面不认识他,对他一无所知。

  此外邓演达也是国民党左派,和廖仲恺关系也很铁,廖邓组合是除国民党左派外的其他政治派别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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