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纪念日”百年巨大变化

 “烈士纪念日”百年巨大变化
来源:华讯新闻网

  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员决定“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首个法定烈士纪念日。
国民党为自我突出,刻意选择黄花岗起义日为“革命先烈纪念日”

自辛亥以来,“烈士”纪念已历百年,从未中断。然回溯其基本内涵的变迁,不难看出历史在艰难跋涉中的进步。
北洋政府时代,虽称颂武昌首义之功绩乃“共和发轫之始”,但其突出者,并非首义烈士之壮烈,而是清帝逊位的“历史贡献”。故直至1929年,始有近代首个烈士纪念日。当时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了28个“革命纪念日”,其中8月20日为“廖仲恺先生殉国纪念日”、9月21日为“朱执信先生殉国纪念日”,即属于对革命先烈的纪念。
1930年,国民党中宣部减少纪念日数目,同时“增入革命殉难烈士总纪念日”。3月29日的“七十二烈士殉国纪念日”(黄花岗起义在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后为方便纪念,改为公历),遂被升格为“革命先烈纪念日”,规定“是日休假一天,由各地高级党部召集当地各机关、团体学校分别祭奠所有为革命而死之烈士、并举行纪念大会”,讲述革命先烈“为国牺牲之事略”“生平之言行”等。②或许是由于蒋介石的私人原因,5月18日被增设为“先烈陈英士先生纪念日”。
之所以选择“黄花岗起义日”,而非“武昌首义日”,作为“革命先烈纪念日”,乃是为了强化孙中山及国民党创建民国的形象——毕竟,武昌起义与孙中山实在关系甚微。故在国民党人当年的表述中,武昌首义只是“中华民国的产婆”,而黄花岗起义才是“中华民国的生母”。官方介绍“革命先烈纪念日”时,或说黄花岗起义的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③或说此次起义“实在筑成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础”,而“有了这个基础,不久武昌起义,才得数月之间,全国响应。”
此后,3月29日作为“革命先烈纪念日”,被国民政府一直被保留下来。不过,在各个时期,因“革命对象”不同,纪念日的主题有所变化。如1931年是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1938年是抗战建国。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四九建政后,“烈士”纪念范畴屡次变迁,历史进步轨迹清晰可见

四九建政后,“烈士”的范畴迭经变迁。据1950年颁布的《关于革命烈士的几点解释》,因参加辛亥革命、东征、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而牺牲的官兵,是为“革命烈士”(左权、项英、刘胡兰等最具代表性)。尤其要说明的是,“国民党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内”⑤。以此为基础,赵登禹、戴安澜、张自忠、唐淮源等数十名殉国的国军将领,相继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详细]
但上述规定,此后有过多次反复。1958年2月4日,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文件在回复陕西省民政厅的询问“对辛亥革命和国民党部队抗日阵亡官兵是否给予烈士称号和抚恤”时,称:“所谓辛亥革命中因参加反满清统治牺牲的烈士是说这些人可以称为烈士,但不是说这些人今天再由政府统统给予烈士称号再发给他们家属一次抚恤,至于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直至文革动乱结束,1979年,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国军抗日将领佟麟阁将军始被重新追认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
及至1980年9月3日,文件《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又规定:“对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国民党官兵,自《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发布之日起,不再为他们办理追认革命烈士的手续。过去已经办理的,不再变动。以上解释,望按照办理。”直到1983年5月30日,国务院发布民[1983]优46号文件,始更改政策为: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1984年,民政部又批示:“确系对日作战负伤致残”的国军官兵可“评残发证并给予抚恤优待”。该政策沿用至今,此后各地对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从未中断。
此外,1980年,国务院还发布《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对和平时期的“烈士”认定范畴作出具体规定,凡属“对敌作战牺牲或对敌作战负伤后因伤死亡的”“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的”⑦等五种情况,也可获得革命烈士的称号。
2011年,国务院又对该条例进行了修订,改“革命烈士”为“烈士”,并使其评定标准更切合时代。此后凡“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执行反恐怖任务和处置突发事件中牺牲的”“在执行外交任务或者国家派遣的对外援助、维持国际和平任务中牺牲的”⑧等,亦可申报烈士。如维和军人陈知国、余仕利在柬埔寨执行任务时,因遭遇火箭弹袭击而牺牲;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医师邓练贤,抢救病人时感染“非典”病毒,不治身亡;敦化市森保大队大队长鹿文刚在执法时被盗伐者刺死,都被追认为烈士。
据民政部统计,仅“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先烈,就有约20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无名烈士,有姓名可考、被收录到各级政府编纂的《烈士英名录》中的,只有约180万人。此外还有许多因公或见义勇为牺牲的烈士,也是9月30日“烈士纪念日”缅怀的对象。

  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人民英雄纪念碑
注释:
①②郭辉:《民国国家仪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126、131、132页;③《革命先烈纪念日》,民国周刊社1938年,第10页;④胡汉民:《七十二烈士的成功就是成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革命纪念日史略》,1939年,第45页。⑤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编:《民政工作手册(第三辑)》,1951年,第172、173页; ⑥谌旭彬:《国军抗日烈士待遇变迁》,今日话题历史版第145期。⑦周卫平,徐高:《中国军人法律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577、578页;⑧《烈士褒扬条例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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