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中幸存,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记香港最后的黄埔老兵

 在战火中幸存,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记香港最后的黄埔老兵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朱晓佳 南方周末实习生 喻冬宇 聂玲玲 孙玉彤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周鑫

 
  抗战八年的黄埔学生,是黄埔军校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批。他们抱着救国之心,还没来得及建立战功,就前赴后继战死沙场。图为纪录片《黄埔》里由解放军海军扮演黄埔军,模拟当年。 (《黄埔》剧组供图)

 

抗战期间,黄埔军校扩招学生共20万,战后生还者仅1万多。

精疲力竭的黄埔老兵随后又经历了内战、溃退,莫测吉凶的政局里很多人避居香港,住进石硖尾的“难民窟”,隐姓埋名。

避居香港的老兵,既非国民党政府的“荣民”,在漫长的时间里,也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

据统计,现存黄埔老兵不到2000人。其中20%的老兵独自生活,近三分之一的老兵与子女关系不洽。

他们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带着最后的黄埔故事离开。

老少校一大早起来,把自己穿戴整齐。他从箱底找出藏了几十年的物件:一件军装,几个勋章,还有一把中正剑——那是黄埔军校学生的身份标识,它从不用来杀敌,而是在战斗到最后一刻时自裁。

这是1997年,还有几天就到7月1日。他让儿子开车载自己到九龙海边,郑重其事把这几样东西包裹好,放进海里,然后敬了一个军礼。

老少校的儿子是香港中华精忠慈善基金会会长蔡建祥的朋友。这几年,蔡建祥四处奔走,探寻黄埔老兵的下落,兴冲冲去拜访,却常常吃了闭门羹。很多老人家为了躲避政治运动,逃到香港,隐姓埋名,不愿再被提起“国军”的身份,以免政局变动,再受牵连。

老少校的举动,只是香港回归前,在港黄埔老兵们担惊受怕的一个缩影。1996年,黄埔第十七期生黄志英80岁。看到周围的朋友纷纷移民,他自己也没稳住,把房子卖掉了——可惜房子只卖了350万港币,要移民,需要500万,剩下那150万,他怎么也没凑出来。

同一年,移居香港17年的黄埔十四期步兵科学生郑国雄,从香港搬回了广州增城的老家。“文革”时他成了“反革命”,关进牛棚常常挨打,妻子承受不了,得了精神分裂症,1979年离世。郑国雄那时迁往香港,与弟弟团聚,也躲避不可预期的灾祸。而香港回归,意味着“两边”又一样了。

201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黄志英受邀参加了在深圳举办的“惊涛伟岸——黄埔军校90周年致敬展”。蔡建祥还找来了几位老人家:黄埔军校第十四期炮兵科程西平,第十七期步兵科袁学姜、万麓斌。郑国雄因为年事过高(1912年出生),没有出席。

几位曾经先后移居香港的老黄埔,在回响着校歌的展厅里相遇了。多年来的唏嘘往事,开始在他们老迈的骨骼里嘎嘎作响。

 
   201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几位黄埔老兵受邀参加了“惊涛伟岸——黄埔军校90周年致敬展”。现场循环播放纪录片《黄埔》,程西平(左四),袁学姜(左五)、万麓斌(左二)等老兵纷纷垂泪。 (南方周末资料图)

 

你怎么还不走?
程西平是在广州解放当天,仓皇逃到香港的——香港回归以后,他已经习惯使用部分内地的语汇,比如“解放”。

他清楚地记得广州“解放”的日子:1949年10月14日。前一天,这个国民党中校还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街上。抗战胜利后,程西平曾在国民政府联勤总署广州水运办公处任参谋主任,帮助美国太平洋舰队运送日本降兵。国共内战,他依然只是运兵,没和共产党交过火。他不了解共产党,但自觉没什么问题:“我们参军抗战,和日本人打了八年,有什么错误呢?”

但10月13日那天他走在大街上,意外地碰上一个很久不见的中学同学。“你怎么还不走?”同学一见他就愣了,问道。

这位同学一直在广州搞地下工作,共产党经费少,经常生活都成问题。一有问题,他就跑来找国民党程西平。程西平也大方,对这个“匪共”,他要钱给钱,要衣服给衣服。

“我为什么要走?”程西平也愣了。

“你不明白的。你已经干到中校了,不走,就一定会被清算。你讨饭也得走,不要考虑。”

程西平半信半疑。但当晚,他还是迅速把必需品打包,赶第二天一大早的火车,从老广九线奔向香港。后来他知道,那是最后一班通往香港的火车。

和程西平不一样,黄志英一直非常清楚,自己既不能去台湾,也不能留在大陆。

黄志英报考黄埔的时候,本身已是黄绍竑警备团中一员。作为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员,他在重庆铜梁总校受训三年。毕业后分到武汉警备司令部,任连长。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管武汉,警备司令部协助。接管过程相当混乱,许多军官趁接收之便贪污渔利,部队但凡接管仓库,多半库存都会被中饱私囊。这情况传到军政部部长陈诚耳朵里,陈诚只说:“搞点家具不算什么。”

随后是战后裁兵,自认带兵不错的黄志英被取消了带兵权,编入一个有名无实的军官团,薪饷骤减。黄志英不干,偷偷从军官团里跑出来,“活动”了个负责供给的职位,给正在打内战的部队运送粮食、兵器。

到了1948年,共产党一路打得势如破竹。黄志英运送粮食到赤壁,被提前获知情报的共产党部队俘虏。看守他的是个老兵。

两天后,黄志英逃跑了。他怕“说话不算话”的共产党会一枪毙了他。黄志英一路逃到香港,路过广西,他把自己的黄埔军校证件、部队照片全塞进了一个山洞。

抗战胜利,十七期步兵科袁学姜也想回香港,但没去成。他本是香港人。广州沦陷后他报读黄埔军校,毕业后就被派上滇缅战场,到1945年,已经五六年没回过家了。

袁学姜是在老挝前线上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他在远征军第六军93师278团里担任上尉排长。有天正在备战,突然接到命令:“不用打了,准备受降。”随后93师撤回西双版纳,戍防边境。

香港的老母亲早想他了,打来电报让他回港。袁学姜跟团长请假,团长只当他是战后没能晋升、闹脾气,便把他提升为少校,却死活不批假条。那时袁学姜也没筹到路费,只好作罢。

1949年12月,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起义。滞留在云南的国民党旧部骚动起来,袁学姜既没起义,也没“誓死反攻”,而是跟着一些解散的部队回到昆明。他所在的93师278团随着誓死不降的副团长谭忠,到缅甸东北部和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开会,图谋反攻。后来,这股国军被解放军在元江分成两半,一半退至昆明,全部被俘;另一半则成了后来被人熟知的“93师”——他们躲进金三角,种植鸦片,贩运海洛因,长达三四十年,既不被中国大陆认同,也不能加入缅甸国籍。

退到昆明的袁学姜没能赶上国民党飞往海南岛的最后一班飞机,一直在昆明待到了改革开放。团长没批他那张探亲假条,把他回港的时间一推30年。

万麓斌赶上了开往台湾的船。只是上船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这艘船会起锚,更别提跟父母妻子打声招呼了。那时他是208师的少校营长,隶属“舟山防卫司令部指挥部”。1950年5月24日,他被召集到一艘军舰上开会,开着开着,人就到了台湾。

在台湾,起初他也念叨着“反攻大陆”、荣归故里。可等到1960年代末,他都已经干到了上校,“反攻”却看起来越来越没希望。他决定到香港去——只有到了香港,才有可能和家里通上信。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千万名袁学姜和万麓斌这样的青年,一怒之下弃笔从戎,考入了黄埔军校。很多校址随战场转移,临时建立,条件比广州本部(上图为模拟当年原貌)恶劣许多。 (东方IC/图)

把桌子挂在脖子上
抗战八年的黄埔学生,是黄埔军校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批。他们抱着救国之心从学校冲上战场,还没来得及像他们的黄埔前辈一样建立战功,就战死沙场。据统计,抗战期间,黄埔军校扩招学生共20万,战后生还者仅1万多。

1932年,鬼子占领了东三省,马来西亚华侨郑国雄刚在广州读完高中。

父亲写信给他:国内太乱,你快回来,这里有英国人统治,很安定。郑国雄没答应,“回去,就是在英国人手下做二等公民。”他直接参了军,在46军92师兵站做见习站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这回,郑国雄二话不说,直接在长沙报考黄埔。跟郑国雄一样被“七七事变”刺激的,还有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程西平,以及程西平三分之一的同学。被黄埔军校录取后不久,程西平和同学们前往桂林分校受训,郑国雄则在广东德庆入学。

1937年的抗战形势太过复杂,郑国雄随着学校不停迁移,最后落脚广西宜山。宜山根本没有任何兵防设施,学生们只好自己动手建校。教室是借用老百姓空置的小房子,宿舍也是临时搭建的。

展览现场,策展人邓康延从深圳一所中学借来了破旧的桌椅和板凳,还原了黄埔建校初期简陋的上课环境。但在宜山的临时分校,上课连桌子都没有。“我们那时,就用一根绳子拴住木板两侧,绳子挂在脖子上,横在身前的木板当桌子。”郑国雄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大学生程西平读了炮兵科。军校能用的炮并不多,一个炮兵中队140人,炮只有几门,还都是当年张作霖在东北兵工厂造的老炮。

郑国雄读的是工兵,不单要学架桥过水、逢山开路、修复铁轨、测量地形,还得学会浮水操橹,以便布置水雷、过河拆桥。

1939年初,前线缺人,工兵郑国雄仓促毕业,被分配到中央精锐劲旅54军,任中尉排长,驻扎湖南常德。当年年底,54军被紧急调到广东韶关,参加粤北战役。

军校里学的那些东西,还真全用上了:他下到水里炸桥,放炸药的时候,敌人的迫击炮弹正“砰砰”地在他身边开花;他也爬到敌人阵地前去剪过铁丝网,铁丝网断开、“啪啪”直响,倒把敌人的探照灯吸引了来,幸亏脚下草长,遮住了他。

郑国雄从黄埔军校毕业的时候入了伍。此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万麓斌,也刚刚离开只读了一年的大学,在黄埔军校昆明分校剃了头。

重庆的三十几位画家,从2005年起就开始画一幅“世界上最长的画”——抗日长卷《浩气长流》。画家张春新主创的一部分是“精神堡垒”。长卷环绕在展厅里,万麓斌还能清楚地忆起那些曾经筑过他“精神堡垒”的老师们:梅贻琦、傅斯年、吴大猷……

刺激袁学姜和万麓斌走上战场的,是1938年10月的广州沦陷。中国南部的最后一座重镇失守,让这些学生仔再也坐不住了。

广州沦陷后,黄埔军校开始在香港招生,考场设在荷里活道的一座小学里。袁学姜的母亲百般阻拦自己20岁的独子投考,可执拗的袁学姜还是去了,并成为三千多名香港考生中最终被录取的15人之一。

万麓斌则是直到从黄埔毕业、走上战场,家里人才知道他当了兵。可他从剃头开始就想家了,剃着剃着,他掉起了眼泪。

深圳的展览当天,他看见竖在展厅中央一双大大的草鞋,突然想起刚入军校的那股滋味——“那个草鞋硬硬的,一上脚就能磨出血啊,我当时就更想家了。我们江西的稻草多好啊,可比军校的要软得多。”

不怕死,可是不能白死
这几年,袁学姜常常失眠。晚上一闭眼,就看到呼啸的飞机、轰隆隆的大炮,还有从浓烟里掉下来的残肢断臂——都是他的战友。

跟南方周末记者聊起这些的时候,袁学姜正坐在一把装有颈部按摩垫的椅子上。按摩垫的气囊顶住了他的脖子,他就那么半歪头靠着——这是95岁的他能找到的最舒服的坐姿。

这把椅子,和那张他做噩梦的床,一起摆在一间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这是香港政府为他和他86岁妻子提供的保障房,两室一厅,总面积不超过30平米——比他75年前离开香港时的那个宅子小得多。

1942年,袁学姜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到缅甸,成为93师师长吕国铨部下的一名远征军少尉排长。

遭遇的第一场战役是同古会战。93师奉命在同古迎战日本人指挥的泰军,鏖战一个月后,泰军使出奇招:派几十头大象猛冲,泰兵持机关枪骑在象背上扫射。袁学姜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

大部队开始撤退,袁学姜带队的二七八团三营九连二排负责掩护。退至萨尔温江及巴比江一带,二排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此时日军围了上来,二排的兵伢子们只好用刺刀近身肉搏。

“利刃砍进身体的声音,扑哧、扑哧……太瘆人了。”袁学姜说着,一双干瘦如柴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

二排的数十个人,被敌军百来人困战三天,最终突围成功。

万麓斌的第一次任务,也是肉搏。1941年3月,前线急需补充兵员,万麓斌还没正式结业,就被编入罗卓英任总司令的第十九集团军,任少尉排长,参加上高会战。

敌人冲过来一拨,万麓斌就等他们走近了,一枪一个。按照军校的规矩,开枪距离必须是50米以内,以免浪费子弹。可那时很多上前线的士兵,根本没经过训练,不但不讲究开枪距离,甚至从不瞄准。万麓斌刚带这批士兵没多久,也没敢多说。“带兵如带狗。”这位96岁的老上校解释道,“和士兵还没培养出感情就强行训导,你小心你一转身,就被放一记冷枪。”

万麓斌不怕死,可是不能白死。两天后,部队准备渡江,他加入了“敢死队”。绑好手榴弹,带着冲锋枪,冲锋枪上装好刺刀,天最黑的时候,作为先锋踩水渡江。在军校,万麓斌最拿手的就是射击和拼刺刀,战场上,这两样都用上了。那一役,万麓斌得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枚勋章,叫忠勇勋章。

1942年,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调任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与盟军少将史迪威合作。万麓斌随军调至缅甸。不久,第一次远征失败,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取道野人山撤兵,15000多名远征军就此丧命。

“致敬展”展厅里的投影幕布上滚动播放邓康延监制的纪录片《黄埔》。看到一组远征军的镜头,万麓斌没抑制住,抬起颤巍巍的手,擦着眼睛。

万麓斌至今觉得,自己能从野人山上活下来,是个奇迹:超大个儿的蚊子,一手抓过去,就是一大把;蚂蟥,有普通蚂蟥的三倍长,要不是有绑腿,早就要了人命;雨林,湿了干,干了湿,根本不可能睡个安稳觉……最要命的是,伙食,只够吃一周。所谓伙食,是用米粒拌盐炒好,装在一条粗布袋子里,行军时挂在脖子上,饿了用水就着吃。可每人的水,也只有一小壶。

1944年6月,万麓斌那条从野人山上捡回来的命,险些扔在了衡阳保卫战的战场。在这场中国抗战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上,他又一回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在上高、缅甸、衡阳,万麓斌各中过两枪。“那种感觉凉凉的。”老上校露出孩子般不解的表情,“这都是命。我中了六枪,没死。戴安澜只中了一枪,就没了。”戴安澜是万麓斌的老长官,黄埔三期高材生,在昆仑关战役、同古会战中战功赫赫。

在展厅里一份抗战死亡将士的名录前,万麓斌站了好久。

躲进石硖尾的黄埔
万麓斌如今一个人住在香港九龙石硖尾的一所住宅里。

1949年,石硖尾是香港最大的难民聚集区。从内地逃来的民众和士兵,在这里安营扎寨,兴建木屋。程西平当初就住在这里。为了生计,国立中央大学肄业的他起初不得不干些粗活、累活。直到有人介绍他在报馆打点零工,他才重新拿起笔杆。

程西平是书香子弟。父亲程式穀是清朝最后一批举人,曾随康有为参与变法。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程式穀被抓进大牢关了两个月。清朝灭亡后,程式穀一直在北洋政府担任议员。程西平6岁那年,程式穀去世。

在石硖尾住了十年,程西平找到了一份小学教职,教历史。“香港中小学的课本啊,基本不讲抗战史。”他摇摇头,执教的二十几年里,他没什么机会跟学生们好好讲抗战是怎么回事。

教书给了程西平稳定的生活,他从难民区里搬了出来。那时,石硖尾简陋的木屋已经被香港政府拆掉,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七层高的“H”型“徙置大厦”——这也成为日后香港政府建造保障房的样板。

黄志英就在这样的楼里单身生活了好多年。他刚到香港的时候,内地家里还有个21岁的老婆和两岁的儿子。他相信共产党一旦执政就没那么容易失败,做好了有家不能回的准备,写信给妻子:你要找个好人嫁出去。信里夹着一封退婚书。直到经一位澳门朋友介绍,找到了新的伴侣,他才搬出“徙置大厦”。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这位朋友还曾给黄志英介绍了一份“写写报告一个月五百块”的肥差。黄志英没敢干——“这不是给共产党,就是给国民党,要么就是给李宗仁在干情报。”后来,朋友进了澳门的监狱。

黄志英晚年喜欢画画。在黄埔“致敬展”的现场,他见到了画家陈丹青,开心得像个小粉丝,迫不及待地走去握手:“我太喜欢你的画了。”陈丹青的祖父陈砥中,是黄埔第七期毕业生,曾任“铁军”第四军的政治部主任。

2000年开始,香港政府陆续拆除石硖尾区原来的“H”型“徙置大厦”,在原址上建起一批“Y”型的廉租屋大厦。万麓斌就住在这样的“Y”型楼里。

1960年代末,万麓斌抛弃国民党上校军衔,移居香港,为的是离内地的家近点。但在之后近十年,他始终不敢和内地的妻儿联系。他怕他这个“国民党特务”突然出现,会给家人带来无妄之灾。

“文革”末期,万麓斌才写了封匿名信寄回家。妻子回信:我们一切都好,共产党对我们很好。几封家书后,万麓斌也知道了家里的基本情况:妻子没有改嫁,儿子已经工作,是个共产党干部。

很难说,万麓斌和自己的妻子有什么感情。当年打仗,他们几年也见不上面。参加上高会战前,他顺道回了趟家和她结婚,这是第一面;抗战胜利后,他回家休整,住过一段时间,这是第二面。此后,他仅有的几次回家,也只是短暂停留。

“文革”结束,万麓斌壮着胆子回了次家。回去前,他让家人务必保密,可是,“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太厉害了”,下飞机,站在机舱外迎接他的,除了妻儿,还有主管当地统战工作的副市长。

94岁的万麓斌如今一人生活在香港,年近90岁的妻子仍在江西。他们还是几年见不了一次,可还是夫妻。“既然娶了妻,嫁了夫,就不要离嘛。”万麓斌这样解释。

郑国雄的妻子去世后,他极少向人提起自己一家在“文革”中的经历。这位102岁的老人,可以滔滔不绝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讲上三个小时抗战,却对“文革”只字不提。

1949年,没能回去香港的袁学姜,在昆明娶了一个小他九岁的姑娘,开始了新生活。新生活像变戏法似的,把袁学姜变成“伪军官”、“国民党特务”、“坏分子”、“反革命”……还让袁学姜的岳父受了牵连,投进牢里。

改革开放以后,袁学姜带着母亲、妻子,回到香港。当年离港时,袁学姜还不太会说普通话。三十年后回港,袁学姜已是一口地道的云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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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巫峡歌声 2014-09-24 23:51:56
请咨询一个问题,在你们的“黄埔五期学员名单”中怎么没有吴宝秋的名字呢,他可是我们巫山的知名人士啊。但这个网址的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103/22/1817883_66402922.shtml“五期名单”中又有呢,是你吗搞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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