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黄埔建军

 

蒋介石与黄埔建军
作者:黄道炫 
   黄埔军校的创立,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直接催生了一支新型的军队,这支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1](189)。黄埔建军中的军队改造,包括武器装备等硬件方面,更主要的则是组织结构、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改造,这是使它区别于传统军队的实质性内容。黄埔建军的成果,包含着国民党长期革命奋斗的经验总结,是国共两党合作致力国民革命的智慧结晶,而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个人作用。(1)

一 组织教育和变革  

   1924年黄埔军校创立,蒋介石得尝夙愿,开始练兵建军。(2)多年在旧军队中摸爬滚上下之分,又无新旧之别,大家都是自私自利,所以只给百姓吃苦,国家穷困。”[2](256)对训练一支更具近代精神和战斗力的新式军队抱有厚望。黄埔军校的开办,为蒋实现这一宿愿提供了可能,为此,他投入很多心力,也担负起绝对的责任,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军官学校,上面还要归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总理的节制,论起理来,什么事都要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蒋对旧军队没有信仰,缺乏精神的痼疾深有所感:“现在中国的军队是乱极了的,既无委员会和总理的节制批准才可以执行,但是我办事都不尽然……甚么事自家觉得怎么

(1)关于蒋介石黄埔建军的研究,海峡两岸学者都有专文研究。较重要的文章有季云飞《黄埔训练时期蒋介石治军思想探讨》,《南京社会科学》199年第6期;许朗轩《黄埔军校的建立及其初期发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版,第676-705页。

(2)蒋介石练兵的愿望,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3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往访季陶,商量赴闽办军官学堂事。”(蒋介石1920年2月24日日记,《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在办校计划受挫后,他愤然自励:“如无军械自练军队,凡有职责,一概不受。”(蒋介石1921年2月4日日记,《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1923年在致杨庶堪函中,他再次提到:“如欲善用弟材,惟有使弟远离中国社会,在军事上独当一方,便宜行事,而无人干预其间,则或有一二成效可收。”(《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6卷,台北1984年版,第90页)次年2月又在西江讲武堂讲演时谈到,邓铿牺牲前,他们两人常常商议的计划有二:“一为在兵工厂创设炼钢厂,一为开办军官学校。”(《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57页)

办的便怎么办,应该报告上面中央或总理的便报告,可以不必报告上面的,便不报告。”[2](116)这段话,很反映了蒋的个性以及他经办军校的作风。

    开办黄埔军校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新式军队,这一新式军队,根据孙中山的意愿和蒋介石的解释,主要应担负起两种任务:“一种是改良军队的责任。一种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责任。”[3](157)也就是说,军队要成为实行三民主义、实现党的目标的武力支柱。黄埔军校建立后,在组织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如建立军队党组织及实行党代表制度等,直接目标就是要使党和军队在组织上紧密结合,而其变革的蓝本则是已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经验的苏俄军队。蒋介石当时说到:“当我到俄国研究赤卫军的时候,见着赤卫军那样能守纪律,不骚扰人民,完全是为人民做工夫的,和人民大家很相亲爱的——人民同他那么相好,那么团结,这样的军队有什么打不胜仗呵!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4](113-114)蒋的这一说法,为其1923年奉派访苏期间有关史料所印证:当时蒋日记中对红军“上下亲爱”[3](134)留下深刻印象;苏俄方面则观察到,蒋“对我们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以及红军的装备很感兴趣”[5](228);负责陪同的苏方官员向上级报告蒋参观红军团队情况时反映,蒋“情绪很高,也很激动”,“他的印象非常好,他为红军的‘精神’所感染”[6](292-293)。事实上,蒋在军校曾多次谆谆以红军经验相教导,指出:“红军有许多地方用不着打仗,而使得敌人心悦诚服来投降。因为他们一举一动都以主义为前提,都以精诚来团结。”[2](86)应该说,这在当时确为由衷之言。

从苏联成功经验出发,蒋介石认识到:“中国的军队,如果不能受党的指挥,不能以党的主义为中心,那是无论什么军队,不能利国福民,只能害国殃民的。”[2](95)为此,军校成立后,迅速采取措施,加强党在军校的活动。1924年7月,军校开学后月余,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成立,1925年9月改为特别党部,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校党部下设分部、小组,定期召集会议。蒋介石先后任军校第一、二届党部执行委员,第三届监察委员。蒋对加强军校国民党组织的活动相当重视,将其作为严格军校管理的重要组织措施,强调:“党部成立以后,军纪范围,并没有缩小,并且在军纪之上,再加一层党纪,这个党纪,在学校里,是辅助军纪之不足的,是比军纪更要厉害的。”[2](100)

黄埔学生军成立后,特别党部制度继续得到贯彻并进一步加强,连及连以上设立各级党部,党部下设小组,各级党部和小组定期召集会议。小组会每周召集一次,要求围绕“组员报告之批评、党纲及党义之解释”[7](11)等内容展开讨论。丰悌回忆:“小组会议的各种报告,都要由校长亲自看过一遍,这些报告校长总是亲自批过,如有可采用之点,即亲自传其意见于中央。因此大家对于小组会议,兴趣都是很浓厚。”[8]和蒋一起工作的苏俄顾问在内部报告中证实:“在成立国民党基层党部时,蒋介石被选为委员,他积极地参加了党部的工作,同他的学生以及低级军官一起出席会议……当基层党部需要行政上的帮助时,他便立即发布相应的指示。”[9](368)正是出于对基层党组织的重视,蒋介石在东征期间曾特地致函周恩来,要求切实贯彻基层小组会议制度,“使士兵开小组会议时,完全自由发表其意见,报告其痛苦,官长不得怀恨报复。”[10]

党代表制度是保证党对军队指导行之有效的组织方式。蒋介石在苏俄考察期间了解到“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3](133),并注意到军事指挥官与党代表的分工,即指挥官“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3](137)。1924年11月军校成立教导团时,即采纳了这一制度。党代表设连以上各级指挥机关,主要任务是掌握部队的“经济状况生活状况政治训练”[2](261),监督、指导各级长官的工作。各级长官的报告必须经党代表副署,“指挥官之命令有危害国民革命时,应即报告上级党代表,但于发现指挥官分明变乱或叛党时,党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11]。蒋介石高度评价这一制度,认为:“革命军精神的凝聚力,还是在各连的党代表,一切士兵的生活、卫生,通通要党代表去料理……在战场上有党代表,就可以增加战斗的能力。”[2](180)强调:“中国军队,党代表制是第一回施行,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2](185)苏俄顾问注意到:“蒋介石了解封建军阀军队的弱点,这些军队缺乏政治基础,当他的团队开始整编时,他同意了组织政治部和设立党代表。团队的政治工作使这些团迅速地比广州的其他各部队高出一头。”[9](367)(1)确实,蒋寄予期望的精神教育和部队改造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党代表制度的推行,蒋对其重要作用无法予以忽视。不过,由于党代表制度的推行可能影响到军事指挥官的军事指挥权,而且蒋对党务系统也没有把握,所以蒋对党代表的作用又有所保留:“党代表进连部、营部、团部之后,对于各连、营、团官长,不可处干涉主义,只好处监督的态度。”[2](185)对党代表的定位强调其监督作用,并将其权限控制在政治思想训练、军风纪和后勤方面,不提其指导作用,更不谈及其在军事指挥上的权限。蒋的这种态度,使党代表在其领导的军队中仍处于从属地位,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难以达到制度设计所期许的效果。

黄埔军校组织上的另一突出特征是打破地域观念,宣传团结精神和国家观念。在初次招生时,即确定按省区分配招生名额。黄埔第一期毕业生654人中,来自包括黑龙江、吉林、云南、甘肃、贵州等边远省份共22个省,涵盖了大半个中国,这和当时许多军队乃至军校以地方集合的形式形成鲜明对比。蒋介石在训练中很注意灌输国家民族思想,打破地域观念。指出:“区域观念,是封建制度的观念,是崇拜偶像的心理” [2](186);强调黄埔学生“要把整理中国的大责任担负起来,才是真正有革命精神的青年,才是本校的学生,本党的党员”[2](129)。军校成立的革命军事研究会所列十三项研究条目中,有“北方军队移动消息”、“预定将来作战道路线之调查”、“各方派遣兵要地理调查员之计划”[3](211)等条目,体现出其以全国性军队为目标的意图。当军校出现同乡会小组织时,蒋下令严加禁止,指出:“现在所谓的直系皖系奉系,就是以同乡为中心,结果我们如果还要学他,那还不是一样的糟么。”[2](84)虽然这种反应也许有些小题大做,但在当时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派系林立、民族国家意识缺乏情况下,强调国家意识,打破地域观念,对树立统一、完整的大中国意识有重要意义。为此蒋曾不无极端地警告:“若不想方法,将革命的根据地断然变更,倘若仍旧……在南方做革命的工作,只有扰乱国家,祸害人民,决没有成功的希望”。[2](138)这既透露了国民党及蒋介石本人曾有的西北中心的军事计划,更是向军校学员表示对偏安和割据思想决绝的决心。在统一国家的基础上,蒋介石号召军校同学团结在革命、主义的旗帜下,以“亲爱精诚”为宗旨,“精神是一贯的,性命是一条的”[2](20),共生死、同进退,真正体现出革命军团结精神的力量:“革命军之所以可贵,就是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不在物质之多寡,而在精神之有无。如果我们革命军有一致的精神,这个精神,就可以完全压倒敌人。”[12](163)

培育军纪是所有军事教育的共同要求,和其他军校相比,黄埔军纪教育进一步注入了政治教育的成分,将党纪与军纪、信仰与军纪结合,使军纪教育打下更扎实的基础。蒋介石强调:“凡有军纪的军队,所以能好过乌合之众……就是他不论兵和兵及军和军之间,对于他的战友,对于他的同志,必有很坚强和确实的信仰心、信任心。……这样坚确的信仰心、信任心和自信心,就是军纪的根源。”[2](58-59)对黄埔军校而言,这一共同的信仰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就是要打倒蒋介石当时所说的共同敌人:“本党的叛逆”、“外国帝国主义”、“地主与富商”。 [2](4-5)有了这一共同的目标,军人就可以自觉服从军纪、维护军纪,“纪律罚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处罚自己”[2](12)。所以,蒋介石很强调组织教育和思想统一,指出:“军队最要紧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组织,第二就是锻炼。组织就是编制,凡事要从有条理有秩序做起;锻炼就是教育,不单是动作要划一,步伐要整齐,而且要做的个个人的心都要归一,就是从前所说的思想、精神、志趣,统统要统一起来。”[2](28)将军队思想统一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思想的自觉统一要求服从,同时也要求平等的相互监督。作为从传统向近代过渡的军人,蒋介石在更多强调军人服从命令天性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注意到官兵间的相互监督,承认“军队除了服从命令以外,还有监督上官的权限。”[2](174)在与军校内的党员谈话时更表示:“我以为无论对上对下,或对同志,统统要严才好。我不但是对于你们学生同志严,就是对于我的前辈,如对我们总理也以严字为主。如果待人不严,一意敬爱,那这个敬爱一定不是出于至诚,一定要流到虚伪欺诈里头去了。”[2](225)联系到他1924年初对孙中山直言不讳的批评,这种说法当非虚言,而其强调上下间的相互监督,以其当时地位和目标,也不纯为言不由衷之词。苏俄顾问肯定:蒋“能感到群众脉搏的跳动。当军队黄埔第一期毕业的学员暂不授予军衔,而只是把学员的薪饷提高一些,将他们作为班、排、连长派到部队实习数月时,学员的情绪发生波动,不愿服从命令。蒋介石并不是采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件事的,而是通过谈话来说服学员”[9](369)。另外,二次东征结束后,他专门发布命令,要求各部门就军校存在问题“召集所属各员,各抒所长,提出意见”[13](34)。注意倾听和采取有利于军校发展的各种声音和措施,是保持军校旺盛生命力的关键。

黄埔军校在组织及组织教育上的变革,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为其政治思想上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黄埔军校是为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培养党的军队的学校,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黄埔军校对政治教育给予了此前中国任何军事学校未有的重视。在这方面,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袖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人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而蒋介石对政治教育也给予了足够重视。

反映着黄埔军校的政治特征,军校一成立,即设立政治部,开展政治教育。蒋介石不无自得地宣称:“本校惟一的特点,就是有个政治部,政治部是要使军人了解现在的经济政治与明了主义。”[2](126)本着这一精神,政治部刚刚成立,即设立质问箱,学生对一切政治经济问题有疑问都可以信函形式投书质问箱,学校每星期开箱一次进行答复,后又将答案编成10万余言的《政治问答集》,这样做的目的在“引起学生之研究与兴趣,使讲义不致偏于注入式”[14],有针对性地提高学员的政治修养和认识水平。1924年11月,随着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进入政治部,政治部的活动进一步得到开展,蒋介石对周恩来等的政治教育、宣传、组织等活动积极支持和配合。曾任军校政治部代主任的包惠僧评价:“蒋介石视事之初,还是很进步的样子,他对苏俄顾问们很虚心,对共产党员很团结很尊重,黄埔军校的校训‘亲爱精诚’是他提的,含着加强统一战线的意味。他对政治工作也很重视。”[15](21)应该指出,在缺乏政治工作传统的中国军队,接受政治工作并非轻而易举。同为广州政府重要军事将领的许崇智就“拒绝在粤军各部队中设立政治部和实行党代表制度”[9](233),另一对苏示好的北方将领冯玉祥,应付苏俄顾问开展部队政治教育建议的办法是送一些亲信卫士去敷衍。苏俄顾问不无感慨地总结:冯玉祥“知道需要政治工作,但不能像我们现在对待蒋介石这样对待他……蒋介石要求提供政工人员时,他就说:给共产党员吧,不要国民党员,而要共产党员,因为他知道,共产党员最可靠,从来不出卖人,因为他知

(1)卡尔图诺娃在《加伦在中国》一书中提到蒋介石“反对军内建立党代表制”,加伦报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黄埔军校执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形式上表示同意”(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加仑到达中国的时间是1924年10月底,而在1924年11月18日,廖仲恺与加伦谈话时廖已“提出为黄埔新编团配备党代表的问题”,并提到“已为该团任命了十六名党代表”(《广州军务院日志摘抄》,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第73页)。很难想象在半个月时间内刚刚抵达中国的加伦就可以完成上述程序并使得蒋介石任命出党代表。

道,这些人信得过,最忠实,从来不动摇,有人格。而对于冯来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不是他完全信赖的人。”[16](77)也许,苏俄顾问没有完全了解到蒋介石作出如上表现的潜在动机,但他们的如下结论是无可置疑的:“同其他军官相比较,蒋介石对于学校里在学员的军事训练方面和政治教育方面实施新方法是容易赞成的。”[9](367-368)

支持苏俄顾问对蒋介石乐观估计的,还有蒋本人对军校学员所作的大量政治教育训导。蒋介石十分重视进行忠于党、力行主义的教育,第一期学员刚进校时,他就告诉他们:“我们这个学校,是我们国民党的学校,是我们自家的学校,尤其是本校学生都是国民党的党员,亦就都是学校里的主人翁了。”[2](20)要求学员以校为家,自觉忠于学校、忠于党的事业。他从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中体会到政治教育转移人心的作用,强调:“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如此之速,完全是其党员一心一德的来为党奋斗,来为人类牺牲,换一句话说,就是一个诚字来感动民心,来感化敌军的。如果我们中国的党员,中国革命军人,也能照他们这个方法做去,不消说一个人可以感化一千个,就是一万个也是做得到的。”[2](87)1925年下半年,黄埔学生军一些军官忽视政治训练、单纯强调军事训练,为此蒋特发《勉官长学生研究政治令》,指出:“党军所以异于其他军队者,全在将士一致对于主义有信仰之热诚,有实行之决心……舍主义则无所谓党军,舍政治训练,何从知有主义。”要求军官保证士兵政治训练时间,而且军官本身也应留心研究政治问题,“否则寝假忘却党军之意义,而与其他一切骄兵悍将无异矣”。[17](65-66)在他看来,军校的教育应“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而且不但是并重,政治教育更有超过于军事教育”[8]。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蒋介石在政治教育中注意进行培育反对列强、打倒军阀的爱国精神。他告诉军校学员:“军阀所以能够在国内作恶,都是帝国主义者恿怂他的。帝国主义者所以能够侵略中国,也是全赖中国的军阀做他的走狗。……我们今日的革命工作,直接是要打倒军阀,间接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2](221-222)对教导团士兵训话时,他告诫大家要在军队这个大家庭里“学会本事,练好身体,免除我们将来作外国人的奴隶、作外国人的牛马的痛苦。由这个大家庭,扩充成一个更大的家庭,吸收所有同病相怜的、被压迫的人们,达到我们救国救民的大愿望”。[2](246-247)在蒋主持下,军校执行了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对外政策,积极参加反帝运动。六·二三沙基惨案,军校殉难者达二十多人,蒋闻讯后“心肠欲裂,几不知如何为人矣”,以致“心痛神疲,热度甚高”。[18]随后,他和廖仲恺联名率军校全体师生通电,痛言:“帝国主义不去,吾民族无生望;不平等条约不能废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永不能打倒。”[19](140)蒋本人甚至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预备以武力收回九龙、沙面”[20]的主张。蒋这一态度,对军校坚持民族独立的正面教育发挥了相当作用,其影响在“四一二”后甚至仍可在蒋阵营中看到。何应钦、周佛海等在“四一二”后写的文章中都强调:国民革命军的意义在“打倒危害我们的帝国主义和军阀,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21](4),其唯一的任务就是“去革帝国主义……的命”。[22](2)在反帝同时,军校执行支持工人、农民运动的扶助农工政策。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生毕业后,经蒋介石同意,到黄埔接受了半个多月的军事训练。东征后,在黄埔军控制地区,对农民运动执行了积极支持政策,中共领导人张太雷于国民革命军出动北伐后肯定:“在东江,以前在蒋介石军团的保护下农民运动广泛开展”。[23](436)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军校积极予以支持,蒋专门派出军校第二期毕业生15人担任罢工工人纠察队军事教练。正如加伦所写的:“在广州,任何一次大的政治事件、游行、群众集会,都必有军校学员参加。”[24](331) 

  值得注意的是,与对反帝、扶助农工政策的积极执行相比,蒋介石对阶级教育保持低调。早在苏俄访问期间,蒋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时,即表示“大多数中国人民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 [25](331),并事实上否认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阶级冲突。在军校的多次政治和精神训话中,他也很少谈及阶级问题,坚持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制度,是种宗法社会,是自私自利的一般人,来组织一个统系,使百姓们受痛苦。”[2](266)在当时不少人以谈阶级为进步的情况下,对一度被鲍罗廷目为“极左派信徒”[26](116)的蒋介石而言,这种态度当然别具深意,它也是日后蒋和中共及苏俄分道扬镳的重要思想背景,而从其对内心不赞同的阶级观念始终不肯随波逐流看,蒋在政治和组织建设上的总体态度当不乏真心。

  强调精神教育是黄埔建军的又一重要特征,在这一点上,更突出地体现出蒋介石本人的影响。

精神教育在中国传统军事教育中,虽也有所涉及,如戚继光在《练兵实纪》就强调为民杀敌,其死犹生的道理,(1)但总体看,传统兵学对士兵的信念和精神教育是相对忽视的,士兵更多地被作为一种战争工具而存在、对待。这种状况近代以来仍没有根本改变,曾在广州讲武学校学习后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转到黄埔的邓文仪回忆,他离开讲武学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全是军事教育,不重思想和政治训练”[27](26)。

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对日军中的武士道精神教育印象深刻。投身民主革命后,受到国民党倡导的奋斗、牺牲精神熏陶,对士兵的地位、作用和士兵的精神教育有所认识。早在担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期间,他就注重对所部进行精神灌输。1919年1月18日至28日十一天内,他曾六次在训练后向部队发表精神讲话,[28]虽然具体内容不清楚,但蒋对精神教育的注重,还是可以见出的。                                                        

赴苏考察目睹苏俄军队成功的精神教育经验后,蒋对部队训练中的精神教育更为重视。1924年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蒋拟订的军校考选学生简章,规定军校教育宗旨为:“希望对于军队有彻底的改良进步,故拟使全国热心有志堪以造就之青年,得有研求军事学术之机会,并教以三民主义,俾养成良好有主义之军人,以为党军之下级干部。”[29]将精神教育放到重要位置。在军校开学后的8个月中,蒋先后向军校学员发表讲话46次,进行军事和政治基本观念的灌输,其中包含精神教育内容的就有近30次,讲题包括军人的义务、责任,革命军人对三民主义的信仰,军人拿枪的目的,军人的纪律和服从、军人的团体生活等。同时,他自编《新兵精神教育问答》小册子,作为学员精神教育读本,主要内容有“我们为甚么来当兵?”“如何可以挽救国家危亡”等。他一再强调:“在军事哲学上讲起来,军队完全是靠精神的。精神没有,无论怎么样好的军队,都是不相干的,不中用的。”[2](177) 

蒋介石的精神教育首先注意人生观的培育,明确指出:“使得各学生,个个人对于人生观和做人的道理能够了解,这是本校第一个方针。”[2](265)在首次对军校学员训话中,他重点阐明革命党人必须明了做人的意义,强调:“生活的目的,是增进我全体人类之生活,生命的意义,是创造其将来继续之生命。”[2](16)生命是有限的,生命的意义必须融入到“救国救党”的事业中,才能获得其无限的价值。作为革命军人,必须树立为革命事业勇于牺牲的精神:“主义就是生命,我们做军人的,今日死,明日死,都是不知道的。只要我们是为主义而死,就是死了,也像是生的一个样子。”[2](151)黄埔一期生冷欣回忆:“蒋公的训教,直抵死关,声声言死,予人当头棒喝,使受教者无所规避,目不转睛地正视死亡,以先烈为模范,而逐渐将死亡意义提高至一升华境界。将死亡的阴森与冷凄,化为光辉与可亲,反使死亡具有一种庄严壮丽之美。”[30](58)在向学员灌输牺牲精神同时,蒋介石还注意在实际生活中体贴、照顾学员的感情,解决其困难,“学校经费很紧张,但学生中谁的家中有困难,向校方借钱,蒋介石都给予补助”[31](40)。第一次东征时,蒋命令将所有牺牲

(1)书中说:“使死得当,立庙祭祀,血食百世,是死后还活,地方士女,口碑一日相传,是一日活在世间;若生前无闻于世,就活在世间,已是死了。”(《练兵实纪·练将第九》)

在战场上的战士遗体运回,修建革命公墓,这和当时其他军队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从情感上感化学员激发其效忠心理。通过革命的人生观教育和情感感化,学员自觉地将个人的生命与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有时确能发挥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牺牲于东征战场的黄埔一期生林冠亚在家书中写道:“我自出发以来,日夜警戒,肉体上虽觉有些劳苦,但精神仍是快乐。想我为主义而奋斗,为民众而讨贼,身经枪林弹雨,虽有意外,亦是荣事。”[32]这种献身主义不畏死亡的精神在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有许多生动的体现。

    强调军人要爱民、与民众结合是黄埔精神教育的另一重要内容。武力与国民结合本为孙中山民主革命题中应有之意:“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33](921)但由于孙中山长期执行依靠各军事实力派的军事冒险政策,其所谓国民革命武力始终徒托空言,直到国民党改组前后,这一状况仍然没有改变。廖仲恺痛切谈到:“我们在广东省差不多工作了一年,不仅没有向人民证明我们的主义是好的,而且相反,整个税收政策,所有财政措施,所有军事行动和军官们的专横做法等等,不仅没有巩固我们的威信,反而从根本上彻底地损害了人民对我们的信任。”[34](484)长期驱驰于旧军队中的蒋介石对此更有切身体会,多次在日记中记下旧军队“抢夺焚毁”、祸害人民的罪行,发出“带兵之事,实非人所为者”[35]的感叹。

黄埔军校建立后,根据孙中山武力与国民结合思想,蒋介石注重对学员进行爱民、亲民的教育。他阐述军校开办的目的:“就是要训练我们在此风雨飘摇、千辛万苦之中……拯国民于水火之中,登人类于衽席之上。”[2](13)告诫全体学员:“你们出去的时候,有二件要紧的事,须要留心。第一是爱护百姓,第二是爱惜物资。……以后你们对于百姓,无论男女老幼,须要亲爱小心,不可稍有轻侮的举动。”[2](25)爱民要出自真心,必须树立以百姓为衣食父母的观念,蒋以军队所发薪饷举例:“饷就是百姓的血汗金钱,我们所吃的东西,就同吃百姓的汗血一个样子。所以我们这个饷,间接地说,是政府发把我们的,直接地说,就是百姓发把我们的一个样子。”[2](2)“人民因为要挽救他们的生命和权利,来给我们的饷;我们要争回人民的生命和权利,所以我们有这个资格去吃他们的饷。”[2](49)军队是人民的子弟,爱民为理所当然。东征期间,蒋多次发布命令,严明军纪,强调:“不论官长士兵,如敢动民间一草一木,必照军法从事。”[36](45)回师广州讨伐杨、刘时,他受命指挥部分粤军,发现其骚扰百姓时,当即予以严厉批评,指出:“如果是党军没有房子住,那他就会露营,连敲门都不敢,那还能用刀去斩人家的门吗?我们现在既是革命军,应该要保护人民才好。”[4](49)通过军校各级部门的教育,黄埔军校形成了亲民爱民的良好作风,黄埔学生军也获得人民的支持,部队攻进淡水时,人民“燃放爆竹以示欢迎”[37],连“陈逆的老巢海陆丰的居民,亦无不给我们要击叛军,或作向导的帮助”[38](1-2)。

蒋介石深受中国传统精神的浸润,虽然黄埔时期有意识地表现出与时代同步的趋向,但在精神教育中也不忘传统精神的灌输。他最为重视,向学生、部下提及最多的是《曾胡治兵语录》(1)。书中严格练兵、选将、治兵应恩威相济,“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等观点蒋都多所强调,同时胡林翼等“忠诚朴拙”的人格精神尤为蒋所激赏。为向军校学生推荐该书,蒋特为该书增补《治心》一章,改题为《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发给军校学生人手一册,将其列为“最要紧的几种书籍”[4](138)之一。蒋赞扬胡林翼“学问才力,以及其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的识见……实为有清一代之数一人物”[2](225),高度推崇胡林翼等的精神修养,指出:“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39](100)虽然当时他对曾国藩不无微词,批评其“欺诈虚伪专以借债手段待人”[2](225),但在大多数时候,蒋还是把曾、左、胡作为一个整体,将其所代表的人格修养视为可以效法的样榜。胡林翼等体现和灌输的忠诚、服从意识,是蒋希望在军校学生中看到的品质。毕竟,蒋介石紧跟时代的种种努力,离不开造就一支听命于其本人的武力这一现实目标。(1)《曾胡治兵语录》由蔡锷编辑,是曾国藩、胡林翼治军、作战的言论选录,其中还包括选编者的大量按语,编辑于1911年。全书共分十二章,前十章谈治军,包括“将材”、“用人”、“尚志”、“诚实”、“严明”等,后二章谈作战,包括“兵机”及“战守”。该书包含了近代的作战经验,曾、胡又是白手起家的练兵好手,加上蔡鄂的精彩点评,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黄埔军校的组织和思想建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蒋介石的

个人事业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成功往往属于敏感于时代变化、紧紧贴近时代脉搏的那些人,黄埔时代的蒋介石基本上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他较之当时一般军人更具政治头脑和时代意识的特出处。但是,当蒋后来离开国共合作的轨道,同时很大程度上也背离了黄埔成功的理论基石时,成功就渐渐与他远离了。虽然,后来很长时期里,他仍在致力维护黄埔建军的成果,庐山训练时还不无重温旧梦的意思,其效果却往往大打折扣。倒是中国共产党,在黄埔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缔造出了一支更团结、更具战斗力、更有人民性的新型军队,这大概是黄埔时代的蒋介石所始料未及的。(1)

(1)毛泽东曾明确谈到:“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扬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0页。)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C]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丛书.精神教育.第一辑[C].广州:1925.

[3]蒋介石年谱初稿[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4]蒋校长东征训话集[C].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1927.

[5]杜霍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情况的札记[A].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6]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第144步兵团情况的书面报告[A].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C].

[7]小组会议条例[A].党军下·党军特别党部之组织.上海:中华书局.1928.

[8]丰悌.本校史概述[J].黄埔月刊,第1卷第10号.

[9]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蒋介石1925年11月21日致周恩来函[N].广州民国日报,1925-12-11.

[11]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J].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1926年1月。

[12]党军上·党军新兵精神教育问答[C].

[13]饬各官长各抒善后以整顿军校意见令[A].黄埔军校史料(续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14]上海:民国日报[N], 1924-6-3.

[15]包惠僧.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回忆[M].手抄本.

[16]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A].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17]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中正先生].第12册[M].

[18]蒋介石1925年6月23—24日日记[J].民国档案,1998(4).

[19]本校全体官生士兵通电[A].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黄埔军校史稿》第1册[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

[20]蒋中正对沙基惨案之主张[N].广州民国日报,1925-7-6.

[21]何应钦.党军上·党军之成立及其发展[C].

[22]周佛海.党军上·党军的特点[C].

[2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报告的结果[A].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C].

[24]广东战事随笔[A].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C].

[25]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录[A].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C].

[26]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A].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C].

[27]邓文仪.冒险犯难记(上)[M].台北:学生书局.1973.

[28]蒋介石1919年1月日记[J].民国档案,1999(1).

[29]陆军军官学校考选学生简章[J].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

[30]冷欣.黄埔军校五十周年纪念感言[A].战史论集[C].台北:华冈出版社1976.

[31]李默庵. 李默庵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32]林冠亚战地家书[J].青年军人,第6期,1925年4月。

[33]孙中山.北上宣言[A].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1册[C].

[34]鲍罗庭的札记和通报[A].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

[35]蒋介石1920年10月21日日记[J].民国档案,1999(2).

[36]申明军纪令[A].黄埔军校史料(续编)[C].

[37]本部东征日记摘要[J].青年军人,第二期.

[38]刘峙.党军上·党军过去之教训与将来之希望[C].

[39]蒋介石.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A].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5卷[C].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

(黄道炫,196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近年从事蒋介石和苏区史的研究。本文写作,得到台湾中流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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